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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辑】百年成都劝业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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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辑 编辑 百年 成都 劝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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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成都劝业场   劝业场,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一楼一底的走马转角楼,笔直高大罗马柱,顶着无数的小青瓦,百年前的成都劝业场,于一个内陆盆地,一座封闭的城池,西风东渐的时光,于清末独秀西南,领先神州而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城市商业革命。      开场         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坐在龙椅上,心不在焉地听取大臣们冗长的奏章时;远隔万水千山的成都,春风和煦,杨柳新萌。在如今总府街一段,龙旗飘飘,锣鼓喧天,商民绅耆,穿着花翎补子长衫短衣,摩肩擦踵。劝业场门楼张贴了许多彩色广告:英美烟草公司的巨幅招贴、巴黎香水的广告画……入口处还散发戒烟丸、补脑汁、疗痔药水的传单、说明书和保证书。   这年的三月初三,成都劝业场正式开场。   劝业场,为成都市最早的商业大卖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四川省劝业道周孝怀倡导、成都商务总会樊起鸿筹办,成都著名营造商江建廷设计施工。1908年7月破土,次年3月建成。劝业场是通街式建筑,长近百丈,有店铺150余家,为当时成都最大的新式商场。前场口南向总府街,后场口北向华兴街,中设东西支路。场内店房为一楼一底通廊式建筑,砖木结构,前后设走廊,俗称“走马转角楼”。高敞的建筑风格,系仿西洋风格,拱券大门,罗马柱式,整个建筑高大宽敞。前后场口辟有舆马场地,专备游人停驻车马,并规定“舆马不能入场”。场口设有栅栏,早晚启闭。   署理四川通省劝业道,曾留学东洋日本的朝廷新政能吏周善培(孝怀),快步登上临时高台,发表开场词:中国自古重农不重商,认为农者生活之本源,商者无聊之末路,故秦汉之制,商贾不得衣文绣,盖贱之也,致使国贫民瘠!近观东洋之振兴,实为发展工商致之。愿诸君共振实业,裕国裕民!   周善培的语境虽说以东洋日本为视野,却有相当的穿透力,让在场的成都商民感觉从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一下子跃为四民之首。   成都的劝业场,与当时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广州、宁波、厦门、上海及水陆口岸城市武汉、重庆相比,竟然还有些观念超前。劝业场营造期间,耳目灵通的广东绅商,跟风仿效,组建东兴公司,拟建近代商场;而汉口当时商业最发达的汉正街还街道狭窄,多为“木造瓦葺”二层小楼;宣统二年(1910年)5月,重庆商会集资白银20万两,组建开明建筑公司,修建重庆商业场;天津的劝业场延至1928年才开始兴建。   四川曾经开风气之先,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纸币:宋代的“交子”,而于清末民初举办的“劝业场”,又成为当时全国效法的榜样。         开风气之先      与沿海的商办不同,成都的劝业场的举办,为商办官助的形式,并始终为周善培一人强力推行。他曾留学东洋日本,可以作为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城市转型的一个典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四川省劝业道周善培,想开启民智,留名青史。他慧眼独具地看准了成都图书业帮董樊起鸿(孔周),并任命为成都商务总会协董。   当然,凡事皆有大的时代语境。时慈禧太后重启光绪“新政”,实行君主立宪,倡导改良。清廷在各地新设置“劝工局”、“劝业道”,做出“振兴实业,发展工商”姿态,借以顺应世界大潮流。当时,北京、天津、汉口都由官款筹建“劝业场”,率先垂范全国。   周善培当时也尽快想开办“劝工场”,却苦于成都无官款可以拨付。樊起鸿看出周善培的焦虑,便建言道:借重周孝怀的“劝业道”的威名,由成都商会出面集股商办。   这招果然奏效。樊起鸿以商会名义约集了各商帮商董与热心实业的知名人士多人开会。周怀孝在会上讲:“工商业必须尚竞争,与外省竞,外国竞,有竞争才有进步。一年一度的劝业会,还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常的劝业工场……希群策群力,共襄盛举。”在众人热烈的掌声后,当即决定成立成都建筑公司,公推樊起鸿负责筹备,公司事务所设在商会内。   在樊孔周起草的集股章程十六条,其中特别规定,在场内划出十丈见方之地,另建商品陈列馆,罗列中外制造品,以资参考。不收地租,建馆费用另筹。如此不求营利,显著出商会开启民智的公益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公司暂筹股金白银四万两,全数足收。虽说与当时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广州的东兴公司集资二百万两相比,简直属于大巫见小巫,但这毕竟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运作。   资金到位后,公司选定购买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原老盐店一带地皮,准备择日开工。当年6月商务总会具文详请商务局转请督宪批示,《四川官报》曾记商务局详请督宪原文:吾蜀调查全省之物品改良,一般之制造交换……不可无劝工场。会员等询查诸商界,众议佥同。抑知库帑艰难,不敢遽请官款,先集商股白银四万两,经营建筑……   公文总是繁复的,既是商办官助,在官场的运作就全仰仗周怀孝一人了。商务局转详督宪后,周孝怀即往见护督赵尔丰,于请茶看茶之际,说明成都商会集股商办劝工场,热心公益,实属难得,请护帅允准。赵尔丰沉缓濡墨提笔,在呈文上批示:“毅力热心,洵堪嘉尚。”   批复下来后,筹建工作进入实质阶段。聘请公司董事、重庆鹿蒿玻璃厂总理何鹿蒿为庶务员;聘请商会科长谢霖为会计员,谢霖时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学成归来,为中国引进现代会计规则第一人。   全部工程交与成都著名建筑营造商江建廷设计修建,当年七月动工。   不久,周孝怀将商业劝工会(花会)改名为“劝业会”,又将“劝工场”改为“劝业场”,由他亲自题写的颜体榜书:“劝业场”。   商会的公司也正式定名为“商办成都劝业场建筑部股份公司”。日后,也挂牌于劝业场。      改变      近代城市新兴,不仅要有商业性,也要具备娱乐性与技术性的市政设施。作为商业的配套设施,劝业场也创造了近代成都水电两项市政建设第一。   其一是电灯。晚清时,上海、汉口、重庆等城市,因长江水运便利,均先后有了供电设备。成都的夜晚,却还依旧朦胧在传统的菜油灯与蜡烛昏暗中。周孝怀与樊起鸿商量后,决定先引进电灯,为省城示范。   樊起鸿即在建筑公司内增设电灯部,另筹股金白银二万两,随后从上海购置40千瓦发电机一台,在场内西北角建厂发电,只供全场照明。为了扩展影响,又在前后场口高悬一只圆形电灯,每日黄昏发电时,挤满民众,观看电球来电,当“铁笛”一响,华光四射,观众欢呼雀跃,笑声雷动。这一“奇观”还吸引了川西各县农民,他们不惜赶数十里路进城,专门为看电灯。   其二是自来水。清末的成都民众饮水,主要为井水。宣统元年(1909年),在劝业道周孝怀倡导下,设立了官商合办的利民自来水公司,从万里桥下取水,专用管道输送至城内的蓄水池中,再用人力到蓄水池挑水使用,俗称“人挑自来水”。劝业场特别在华兴街修建了一个蓄水池,专人挑水,供给全场的餐饮店与茶楼,费用另计。劝业场如此创造了成都商业用水的先例。   清末成都商民吴某,在会府东街创办了“可园”,为成都最早的公共剧院,周孝怀认为戏园能繁荣市面,为此力促樊孔周在劝业场近旁开设戏园。于是樊孔周又于1908年8月集商股白银二万两成立悦来公司,在华兴街老郎庙侧购地修建了“悦来茶园”,仿照“可园”,招引各戏班轮流唱戏。   “悦来茶园”1909年修竣后,先后有“复兴班”、“宝顺和班”的京剧;“翠华班”、“长乐班”、“荣泰班”的川戏;“文明班”、“文化班”的改良川戏等轮流上演。尤其是举办过两次赈灾演出,邀请成都的八大班名角串演,名声大振。“悦来茶园”当时的票价定为:三楼每座三角、普通一角、特别包厢每座五角、包厢每间五元,合按大清龙版计算,非达官贵人不能消费。   悦来公司还在劝业场内偏东处,修建了一所豪华的“悦来旅馆”,于宣统元年5月18日开张。“悦来旅馆”可接客近百人,风格富丽。前有舆马场地,后有专供商旅客携带眷属住宿的小院,备有浴室、电灯、冷热自来水管等最新设备。旅馆还雇请名厨,分制中西餐品。又有招待员役,分工服务宾客,有专司洒扫,有代客听差。“悦来旅馆”正中还有一座三层洋楼,更为考究,专为达官显宦富商所设,收费高昂,每客竟高达四枚银元一天,非一般商旅所能问津。      劝业场如此的大投入,先前所集的二万银两,早已告罄。樊孔周乃约集股东计议,决定增资,于宣统二年七月增招新股白银一万五千两。“商办成都劝业场建筑部股份公司”最后决算,公司股本金合计白银三万五千两。      风气渐变      周孝怀还一改成都商家买卖喊价还价的旧习,实行每家店铺悬挂出价目牌的做法,统一定价,明码实价。后来相邻的东大街、走马街、暑袜街的商家也受影响,悬牌标价。   劝业场共有150余家店铺,劝业场有规定,凡有官办的局厂和在劝业会(花会)比赛得过奖的私家工商户才能入场设售货处所,于是劝业场事务所对接纳商家承租,是要择优选取的,在各行各帮中没有点名气的店家是别想租得一间铺面的。   味虞轩本为新繁县城的京果铺,生产的桃片在劝业会上得过奖,按理可在场内设售货处,可偏有人认为一家外县的小京果铺,没有资格入场。后为周孝怀知晓,拨给其一间小门面,又因作坊远在新繁,劝业道特拨快马一匹,每天飞马运送出炉的新鲜桃片。还有个担担水饺,没有招牌,因其常在望江楼做生意,就呼为“江楼水饺”,周孝怀无意间发现其皮子硬,有嚼劲,馅子饱,调味好,就允许其挑担子进场。   川省产品最引人注目的有:鹿蒿玻璃厂的五彩描金玻璃器皿,玲珑剔透的银玻镜、樊孔周办的因利利织布厂的各色机织花花布、马正泰和马天裕的水丝浣花巴缎与百子图被面、裕国春的宫粉香胰、松竹轩的剌绣绢扇、荣久身的新衣皮袍、鼎升荣的官帽、熙德隆的靴鞋、桂昌祥的须绦、仁义和的梳篦、醉墨山房的刻磁、三都重的书画、谦益祥的玉器……林林总总,美不胜收。更有京广货铺、苏广货铺所陈设商品五光十色,还有巴黎香水、泰西沙缎、法兰西绢绸、英国自行车、台湾番席、八音钟表、金丝眼镜、广东糖食、福建丝烟、京戏戏匣、北京丸药、广铜烟袋……   “姊妹偕游劝业场,翠鬓低衬海棠香。东楼观置西楼去,软语微闻说改装。”当时成都竹枝词,是如此唱咏劝业场的。劝业场的开办,让成都妇女出游成风,成为近代成都一道风景。   宣统二年(1910年)3月,成都商务会具文请改劝业场为商业场,经督宪转咨北京农工商部,同年4月17日部复照准,5月18日督宪札谕正式改名。   劝业场改名为商业场后,场内商家洋货、广货继续增多。其原因是,当初建场的目的,是比较工艺优劣,谋求进步改良,发展本地产品。暂准销售洋货本为一时权宜之计,可是开场以来,本地产品仅占销量的百分之十二、三,而洋货广货比例很大。因此商会同仁认为必须消除贸易壁垒,更改场名,才能名符其实。宣统元年,全场全年各业交易总额为白银33万两余两;而宣统二年改名后,全场全年各业交易总额激增至白银46万余两。商业场生意火爆,不仅为成都流通领域资本积累的加速器,也成为省会名符其实的商业中心。      时在成都读书的乐山少年郭沫若,也曾为商业场的琳琅所吸引,写道:“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穹。铁笛一声飞过来,大家争看电灯红。”   劝业场的开设,让成都时尚风气为之渐变,这却是当年的周孝怀、樊孔周们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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