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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文 化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一、 龙雀蟠蜿,天马半汉1969年10月,武威县新鲜公社社员在城北二里村的雷台下发现了一座古墓。此墓出土器物中,有一件稀世的珍宝,那就是现以“铜奔马”名之的铜铸马俑。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之《甘肃省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称:  奔马,亦可称之为飞马。此马为一罕见的古代艺术品,造型异常矫健精美,做昂首嘶鸣、飞跃奔驰状。头微左扬,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燕,飞燕展翅回首,注目惊视。(1)此一命名经《文物》杂志刊布之后,至今已达10年之久,但我以为它并未完全揭示此铜铸马俑的历史内涵。英国人彼得·霍甫科克在其《丝绸路上得外国魔鬼》一书中曾说:  虽然这种“天马”(陇菲按:指汉武帝时在敦煌、大宛之地得之的良种战马)现在早已绝种,但是它的形象在汉、唐雕刻家和艺术家的手下则并未磨灭。其中最精彩的摹拟品,是1969年在曾经一度是汉武帝的京城西安附近的丝绸之路上(陇菲按:实际上是在甘肃武威),被中国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闻名世界的青铜飞马。(2)与彼得·霍甫科克的意见相仿,在中国,近来也有一种此马应该命名为“天马”的动议萌生。但他们也如同彼得·霍甫科克一样,仅将此武威这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看作是汉武帝于元鼎四年秋于敦煌渥洼水中,以及在此之后于大宛所得之良种战马 ──“天马”的写真,而未深及于此铜铸马俑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思想内涵。他们之所论,仍未出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此马奔腾飞跃已超于飞燕之疾速”(3)其说,以及常书鸿先生1973年1月6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之文章《武威出土的东汉铜奔马》所论的范围。   这里,我想从论述此武威雷台铜铸马俑之造型设计的内涵思想,以及此铜铸马俑之造型设计的历史传统入手,来说明此铜铸马俑,实即东汉时“飞廉并铜马”之神化“天马”的副本。   《庄子·内篇·人间世》载有孔子之言:   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在人类最初的想象中,“飞”是和“翼”紧密联系着的。古文“飞”字作“”,便是展翅扑翼之象。故,王充《论衡·雷虚篇》说:   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能飞谓之仙人。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 此所谓“物无翼而能飞”之仙人,也不过是原先无翼,而后修成得道“生数寸之毛羽”(4)一类。先秦、两汉之“飞仙”,大多为“羽人”。此有翼之羽人飞仙,仍需“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焉”(5),有所待而飞。   与此“未闻以无翼飞者也”之有所待而飞的思想对立,早在先秦便已产生了无所待而飞的“逍遥游”思想。《庄子·内篇·逍遥游》有言:“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所谓“野马”,即古人所知的“如马而小,出塞外”(6),“日走五百里”(7),“落地不沾砂”(8)之甘肃、辽东一带所产的良种野马。以此“野马”来形容飞奔似的田野间的“阳气”,便在实际上把“野马”置于“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焉”有所待而飞的鲲鹏之对立的一面。然此“野马”,尚未超越于“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之其上,仍处于和“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同等的地位。   这种与“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等同的“野马”,到了汉代则升华为超乎于“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之其上的神化“天马”。此所谓“天马”,与汉武帝元鼎四年秋于敦煌渥洼水中,以及在此之后于大宛所得之“如马而小,出塞外”,“日走五百里”,“落地不沾砂”的“天马” ── 良种“野马”,并不完全相同。   汉代实际存在的“天马”,乃神话“天马”之子,只是对于敦煌、大宛等地的良种野马的美称。汉代人心目中的“天马”,则是“嘶青云,……腾昆仑,…… 神行电迈蹑恍惚,…… 逸气棱棱凌九区”(9)之“若灭若没”、“绝尘弭辙”的神马。   (10)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有言:   龙凭云游,   腾蛇假雾,未若天马,   自然凌翥。  这种不凭云、不假雾,不待风,一言以蔽之:无所待而“自然凌翥”作逍遥游之“行空”的“天马”,自然不是凡马,而是神马。   然而,要把这种无所待而自然凌翥作逍遥之游,神巡玄运于星汉之中的行空天马,转化为可视可观的艺术形象却并非易事。  (11) 敦煌莫高窟第402窟隋代壁画中绘有有翼天马的图案,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上雕有无翼之云中天马的浮塑。但是,它们或有翼而待风,或无翼而待云,都还不是自然凌翥而能作逍遥游的“半汉”天马。在敦煌莫高窟第329初唐壁画中,有一幅四名飞奔天人各捧无翼天马一蹄的《夜半逾城图》。其想象力的贫乏,与其欲要表现天马行空的企图,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如果将此四名天人各捧天马一蹄的艺术造型,与酒泉丁家闸5号晋墓壁画之凌翥于群山之上飞奔于流云之间的无翼“天马”图像相比,后者显然更为高明。然酒泉丁家闸5号晋墓之“天马”图像的艺术造型,仍有待于流云而未臻于简洁明快、凝练精纯的至境。   这个难题 ── 完美地表现无翼且无待而作逍遥游之神巡玄运的天马自然凌翥于星汉之中的难题,由创作武威雷台铜铸马俑之原型的无名中国古代工匠,给予了最终的解决。正如此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所示,在其一足之下,有一飞鸟作为底座。笔者之前的研究者,正是因此视此飞鸟为“飞燕”,并据此将此铜铸马俑称之为“马踏飞燕”。然此说不仅尚未触及此铜铸马俑造型设计之立意的深层,即使是此铜铸马俑造型设计之立意的表层,也还在论者的论域之外。   以笔者之见,此铜铸马俑造型设计之立意的表层,确有“四蹄疾于鸟”,“马疾过飞鸟”的用意。但既然如此,此天马便不是在大地上鲜血淋漓地“践踏”飞燕一类鸟雀的凡马,而是在天空中轻盈矫捷地“超越”飞燕一类鸟雀的神马。所谓“飞燕”一类的鸟雀之形,虽然被作为此铜铸天马的“底座”,但这不过是艺术造型的材料结构之需,而不是此铜铸马俑的内涵立意之蕴。   更深一步言之,我以为:如以华峤《后汉书》“飞廉并铜马”之语为据,此神化天马所超越的“鸟雀”,当非一般“飞燕”,而是“飞廉”(陇菲按:又称“龙雀”,详后)之“风神”。此超越龙雀、飞廉之风神的铜铸马俑的构思,当取此神化天马自然凌翥,不仅无须有待于“生物之以息相吹者”的龙雀、飞廉之风神,而且远远超乎其上之意。   华峤《后汉书》所谓的“飞廉”,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为“生物之以息相吹”之风神之名。风者,气之行运,无形无象。在《庄子·内篇·逍遥游》中,它原本是无所待而飞的自然原动力。然此无形无象的风神,在目前发见的古代图像中,却往往被描绘成鸟雀的形象。这样,无翼无待而飞的“风”,其神反而成了有翼有待而飞的“凤”(牛按:“风”、“凤”二字,初文无别)。   这种“鸟雀”之象的龙雀、飞廉风神,在汉代已被用以象征舞女的翩然若飞之状。河南郑州新通桥汉代空心画像砖墓出土之汉画像砖中,有一幅长袖舞图。报告称此图:   一女子跃足挥袖,婆娑起舞,其右侧置一壶一樽,长袖的上方有一展翅疾飞的飞燕。  这便是以“飞燕”(牛按:实为“飞廉”、“龙雀”之风神)来象征舞女翩然若飞之状的典型一例。与此相类,汉成帝皇后之名“赵飞燕”,亦有此等寓意。《飞燕外传》载: (赵飞燕)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   据说,赵飞燕常于宫人掌中水精盘上作七盘禹步之舞。所谓“七盘”,是天汉七星之象;所谓“禹步”,是步纲蹑纪,巡空飞行之舞。赵飞燕者,正是精通于方术的古之“素女”一类巫仙。其名为“飞燕”,原是形容其身轻如燕,可像龙雀、飞廉之风神一样步虚巡空的意思。唐代良马有别号曰“紫燕”,亦是此意。这些,都以龙雀、飞廉之风神为翩然若飞的楷模。   然观此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天马,其想象力显然又高出于仅以龙雀、飞廉之风神象征喻示翩然若飞之状的艺术想象之上。此武威雷台出土之无翼无待的铜铸天马,不仅无须有待于“生物之以息相吹者”的自然之风,而且也不屑于和龙雀、飞廉之风神相提并论。它自然凌翥于星汉之中,无翼无待而作逍遥之游。其四蹄疾于飞廉,神威震慑龙雀。在其右后蹄下,龙雀、飞廉之风神正处于回首惊视的刹那,而同一瞬间,此无翼无待神行玄运之行空天马早已超越其前。   据笔者所见,对此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的最早形容,见之于张衡《东京赋》。《赋》云:   龙雀蟠蜿,   天马半汉。   《文选注》云:   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善曰:华峤《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   “天马半汉”之“半汉”,李善只说是“形容”,但未及详释。其实所谓“半汉”之“汉”,乃“河汉”、“星汉”即“天上银河”之意;“半汉”之“半”,乃“在某物、某处之间”之意;“天马半汉”者,是说行空天马自然凌翥于星汉之间。此所谓“半汉”的“天马”,验之于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自应是无翼无待而自然凌翥作逍遥之游的行空神马。  “蟠蜿”者,龙雀、飞廉之风神畏缩蜷曲之貌;“半汉”者,凌翥行空之天马逍遥神游之象。张衡“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正是对于华峤《后汉书》所载之“飞廉并铜马”之具体造型的生动形容。《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第八十九卷·马部》所收《万年县试金马式赋》之一有“指半汉以成规,岂驽骀之可惑”之句;据此,所谓“飞廉并铜马”,当是以“蟠蜿”之状的龙雀、飞廉之风神作为自然凌翥之行空半汉天马的反衬的意思。此乃“成规”,当无例外。   此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以“蟠蜿”之状的龙雀、飞廉之风神,作为远远超乎其前其上之凌翥行空之半汉天马的唯一反衬。在这里,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被砍削干净。无名的中国工匠,以如此精练的手法,如此集中的细节,如此强烈的对比,如此生动的造型,表现出了如此丰富的内涵,如此浪漫的想象,如此阔大的胸怀,如此崇高的境界,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李白《天马歌》写道:   回头笑紫燕,  但觉尔辈愚。  然此半汉天马,却并不得意反顾。且让龙雀、飞廉去回首惊视,半汉天马早已越乎其前。古人有言:   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   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 此,正是“天马行空”的至境之谓。  二、“太一況(滋),天马下”   前文曾经言及:汉之“天马”,一为得自敦煌、大宛等地的良马;一为超越凌驾于龙雀、飞廉之风神其上的神马。此,并非漫为轩轾之臆说,实为考据研究之结论。   汉之“天马”,最初是指由敦煌、大宛等地得来的良马。   《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 又说: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张骞传》亦载:  汉武帝初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   此得之敦煌、大宛等地的“天马”,当时便有铜铸的写真塑像产生,名之为“金马”。班固《两都赋》说:西京“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张衡《西京赋》也有“兰台金马”之说。李善《文选注》引《史记》解释此说而言:  金马门者,宦者署,门旁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三辅黄图》亦言及于此。其文曰:   金马门,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外,因以为名。   此得之于敦煌、大宛等地之“天马”的写真铜塑,又称作“名马式”。《两汉博闻》引《马援传》解释“名马式”一语说:   马援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式。还,上之。因《表》曰:“臣援常师事杨子阿,受相马骨法。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具备。孝武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臣仅以仪氏等数家骨相以为法。”有诏置于宣德殿上,以为名马式。   此所谓“名马式”,乃“相马”的标准。但既已名为“金马”,就不再仅仅是实用的相马标准,而染上了神话的色彩。   “金马”一名,见之于《汉书·郊祀志》。《志》载:   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  此所谓“金马”、“碧鸡”,是汉代人心目中如同“河图”、“洛书”一般的祥瑞之物。“金马”又称“天马”,“碧鸡”又称“宝鸡”。张衡《西京赋》有“陈宝鸣鸡”之说,今之陕西“宝鸡”县名,即由此衍转而来。“金马”、“碧鸡”的出处,如据“陈宝鸣鸡”的地望,并参考《华阳国志》所说,当应在“古梁(凉)州之域”。此正如《两汉博闻》所言: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书》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孔安国《注》曰:“北据华山之阳,南据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谓之《华阳国志》。黑水出张掖鸡山,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又南流而入南海。   据此,并参考一系列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资料,可以认为:“益州-古梁(凉)州之域”,即今青藏、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南北可数千里之狭长的“地理-文化区”。这一带,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有密切的交通联系和深厚的历史渊源(20)。   正因如此,得自敦煌的良马,亦可认作“益州金马”一类的神马,故称“天马”。同样因为如此,得自大宛的良马,则被称之为“西极天马”,以区别于得自敦煌的中原“益州”本土“天马”。   此,正是汉武帝得自敦煌、大宛等地的良马被称为“天马”,写真此天马的“铜马法”、“名马式”被称为“金马”的原因之一。   《汉郊祀歌•天马》唱道:   太一況(滋),   天马下。   所谓“天马”,在汉代被认为是“太一”之神所赐。而所谓“太一”,则是楚汉文明的象征。   《史记·乐书》载: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  祭祀“太一”,原是楚人的风俗。在汉代,此楚人旧俗具蕴了新的文化内涵。此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   汉武帝时的太一就是统辖其它五帝的至上神。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和国家大一统局面在宗教领域的反映;也可以说,“太一”正是汉武帝在天上的出影子(21)。   “太一”,是汉代“大一统的象征”。得之于敦煌、大宛等地的“天马”,是由“主气之神 —— 太一”(22)“況(滋)”之而“下”。换言之,得之于敦煌、大宛等地的“天马”,是由“主气之神 —— 太一”“況(滋)”之从天而降。因此,所谓“天马”便被视作表喻“太一”的祥瑞之物。就谶纬的意义而言,此表喻“太一”的“天马”与“益州金马”恰正相同。   此所谓“天马”的文化内涵,与仍可兼作相马之用的“名马式”之汉初的“金马”相比,虽然在谶纬的意义上恰正相同,但显然已经具蕴了全新的精神。   张衡《东京赋》载:   (东京)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   李善《文选注》释其言而说:   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 这里所说的“龙雀”,是由秦人“鸟-鹿图腾”之“飞廉”演化而来的神鸟图腾。   所谓“飞廉”,原是秦人的“祖神”。秦之远祖,与楚同宗。秦、楚二族,都是“颛顼”之后。颛顼之孙,名称“女修”。《史记·秦本纪》有“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之言。可见,秦、楚二族的祖神图腾之中,都有“玄鸟”的因子。《史记·秦本纪》所谓秦之先祖“孟戏、中衍,鸟首人言”云云,即是此神话传说的记录。此“玄鸟”图腾,因《史记》所载之“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之后世先祖“蜚(飞)廉善走”,而逐渐转化为鸟-鹿合一的新的图腾。   屈原《天问》关于此“鸟-鹿合一”的秦之祖神图腾,有如下的文字:   萍号起雨,何以兴之?   撰体胁鹿,何以膺之?  据林庚先生的考证:兴云起雨的“萍”,即“雨师萍翳”;“撰体胁鹿”,是指“鹿两膀生翅而体现鸟形”(23)。林庚先生据此而言:“正是由于秦民族以‘善走’起家,蜚廉(飞廉)乃以‘鹿’的形象在神话中出现。”“蜚廉以‘善走’闻名,当然应是兽身”(24)。正因“蜚廉”是“兽”,《淮南鸿烈·叔真训》才说“骑蜚廉而从(纵)敦圄,……使风雨臣雷公”。   由于秦人以“蜚廉”为其祖神,故正如林庚先生所说:“古代谈起秦人时”,“往往以‘鹿’为喻”。屈原《天问》所谓“惊女采薇鹿何佑”之“鹿”,正是秦人的祖神“蜚廉”。   《史记·淮阴侯传》载: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才疾足者先得焉。(另参《汉书·蒯通传》)  这里所说之“鹿”,即是相当于后来说所“御玺”一般的秦之“图腾”。当秦末之时,秦人之“神鹿”,乃是统治中国的象征。故,“天下共逐之”,而“高才疾足者”急欲“先得”。由魏征《述怀》“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诗句演化而来的成语 “逐鹿中原”,也因此成为历来不同政治力量夺取统治中国一统天下之政权的常用比喻。   所谓“飞廉”,原是秦人“鹿身鸟翅”或“鹿身鸟首”的图腾,后来逐渐转化成为楚汉“鸟身鹿首”的形象。据战国、秦汉之际以及汉代的相关文物、文献判断,郭璞所谓“鸟身鹿头”的“飞廉”,应该是秦、楚共祖之楚人,改造“鹿身鸟首”的秦人图腾,而使自己原先崇拜之“玄鸟图腾” 恢复“正统”地位之所为。此“鸟身鹿首”的“飞廉”,在相关文物中,经常表现为“鸟身鹿角”的形式(25)。   《三辅黄图》据《汉书•武帝纪》载:   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 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置观上,因以为名。   历来读此《三辅黄图》文者,都没有注意其中“身似鹿,头如雀”与其下文“有角”二字的矛盾抵牾之处。其实,“有角”二字,正说明了原文“身似鹿,头如雀”当为“身似雀,头如鹿”之误。作如是观,“头如鹿”之说,正好与“有角”二字相应。而“头如雀”者,则与“有角”二字相悖。以文献和文物连类参观,《三辅黄图》之误,当可勘正。当然,《三辅黄图》之矛盾抵牾,不过是因秦人“鹿身鸟首”之蜚廉形象与楚汉“鸟身鹿首”之蜚廉形象的历史差异而致。   此“鸟身鹿角”或“鸟身鹿首”、“能致风气”的“风神 - 飞廉”,当汉初之时,在人们心目中据有相当崇高的地位。所谓“飞廉观”,据《三辅黄图》所引班固《汉武故事》之载,当西汉之时,乃是长安 “高四十丈”的宏伟建筑。与此同时的“金马”,则被置于“宦者属门旁”,显然很难望其项背。   无论飞廉已经如何由“鹿身鸟首”的神鹿转化为“鸟身鹿首”的神禽,其“汉承秦制”之过去时代的烙印依然十分明显。因此,创造一个新时代的典型楚汉风格的“图腾”,便成为汉代工匠的历史课题。   此一历史课题的完满答卷,便是“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   与西汉时期被分别置于“高四十丈”的“飞廉观”之“飞廉”和“宦者属门旁”的“名马式-金马”相比,东汉时期张衡《东京赋》所谓“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之“天马”和“龙雀(飞廉)”之间,显然已经具有了新的相互关系。   此矗立在“平乐观”之“瑰异谲诡,灿烂炳焕”的“天马”与“龙雀(飞廉)”,天马具“自然凌翥”之“半汉”气象,龙雀(飞廉)现“畏缩蜷曲”之“蟠蜿”形态。   此“畏缩蜷曲之貌”的龙雀(飞廉),断非原先“飞廉观”所祀奉之至高无上的神禽。不仅如此,从“飞廉”易名为“龙雀”之点,可以推想,此时之“飞廉”,恐怕已经全然去尽秦人祖神图腾之“神鹿”的影响而呈现为纯然的“神鸟”之形。“飞廉(龙雀)并铜马”,不再被分别置于“飞廉观”和“金马门”两处,而被同时置于“上西门平乐观”者,正是要以“蟠蜿”“畏缩”之风神“龙雀(飞廉)”,作为“凌翥”“半汉”之行空天马的反衬。   此说,验之于今武威雷台出土之“凌驾超越于龙雀-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当可成立。   此“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之“瑰异谲诡,灿烂炳焕”的“行空天马”,与前此人所熟知之得自敦煌、大宛等地之良种“天马”的写真铜塑之“金马”、“名马式”相比,其文化内涵,显然有质的飞跃。   《汉书·武帝纪·应邵注》、《三辅黄图》说:   (汉明帝时之“飞廉(龙雀)并铜马”)董卓悉销以为钱。  可见,今武威雷台出土之凌驾超越于龙雀 - 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绝非东汉东京原件,而是其在凉州之地的副本。   当然,据华峤《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一语中“迎取”二字判断,此凌驾超越于龙雀 - 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似乎并非长安工匠所铸,而是京城之外的官员贡献。这里所说之“京城之外”的地望,目前还无法确切定位。但良种“天马”的产地敦煌、大宛二地之中,深受楚汉文明影响的敦煌一带,似乎应该是东汉东京凌驾超越于龙雀-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原件的贡献之地。  三、“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旅游报》1983年10月25日所载之陈树青同志执笔的文章《天马被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采用了我对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的考释结论:   此铜铸马俑,实为凌驾超越于龙雀 - 飞廉风神之上的神话天马。 且又附之以“该马头戴璎珞,尾稍打结,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新说。   但据我所知,此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的头饰、尾饰,并非“头戴璎珞,尾稍打结”,而是头络金鎫,尾系采紒。   汉乐府歌辞《艳歌罗敷行》有言:   青丝系马尾,   黄金络马头。   其所谓“青丝系马尾”,是指汉代官马之尾饰“采紒”。   《说文解字》说:   紒:系马尾也。   《后汉书·舆服志》也说:   白马者,失其鬃尾,为朱鬣。  可见,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的尾饰,并非“马尾打结”,而是另系以采帛、青丝之物的“采紒”。   其所谓“黄金络马头”者,是指汉代官马之头饰“金鎫”。   李白《天马歌》有言:   羁金络月照皇都。 此言马之头饰,便用了“月题”的典故。   《庄子·马蹄》篇说:   加之以衡扼,   齐之以月题。  其所谓“月题”,是马头之上的月形饰物。其形如月,故谓之“月题”;位在马头,又谓之“当卢(颅)”。   秦汉之际,“当卢”有以金为之的。近来出土之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之马饰,便见有片状之“金当卢”。   “金当卢”,又称“金鎫”。蔡邕《独断》说:   金鎫者,马冠也,高广各四寸,如玉华(花)形。 此所谓“金鎫”者,又有张衡《西京赋》所载的“璇弁”一名,李善《文选注》释其说而言:   璇弁:马冠也。 看来,汉代“金鎫”名之的“璇弁”、“马冠”,其“高广各四寸”的制度,当应呈“玉华”立体状,而已不再是秦时“月题”的“片状”。   今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之头饰,正是此“玉华”一类立体的“璇弁”、“马冠”,而非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之片状“金当卢”的一类。   此汉制、秦制的不同,足见历史的差异。   汉乐府歌辞《罗敷艳歌行》“黄金络马头”一语,正可作为将此“金鎫”、“璇弁”之马冠络于“天马”之首的形容。此“金鎫”、“璇弁”之“玉华”一类的立体马冠,显然不是什么“璎珞”。 武 威 概 况 你可知道天马的故乡     中国旅游标志之都武威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地处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东靠白银市、兰州市,南隔祁连山与青海省为邻,西与张掖市、金昌市接壤,北接戈壁大漠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南北长326公里,东西宽204公里,总面积33238平方公里,总人口192万多人,现辖民勤、古浪、天祝三县和凉州区。     考古证明早在5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西汉武帝辟河西四郡,在霍去病西征“耀武扬威”之地设武威郡。武威郡成为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之要地。东汉、三国、西晋时为凉州治所。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国和隋末的大凉政权先后在此建都,创造了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唐时曾为凉州节度使治所,一度成为中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凉州七里十万家”、“人烟扑地桑柘稠”,其盛况可见一斑。公元1247年,蒙古国西凉王阔端与西藏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在这里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商谈”,使西藏结束了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正式纳入了元朝的中央统治,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清以来,经济持续发展,文化传承不辍,享有“银武威”之美誉。1936年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率领的红西路军血战河西,为武威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武威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物产丰富,小麦、玉米、谷子、洋芋产量高,质量好,因此有“凉州不凉米粮川”之说。瓜果、大麻、油菜、甜菜、白瓜子、辣椒等出产丰富,远销国内外。全市耕地面积389万亩,林地490多万亩,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3500多万亩,有农作物品种资源400多种,林木品种资源79种。野生动物有鹿、狼、狐狸、黄羊、青羊等。还有大量的金属非金属矿藏。市内交通便利,兰新、干武两条铁路及312国道模贯全境,省内公路四通八达,程控电话直拨国内外。投资开发环境优越、政策优惠,是近年来国内外客商投资的热点区域和西部大开发的热点区域之一。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武威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存丰富。市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市文物保护点543处,馆藏文物4.4万多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级文物列全省14地州市第一。有自然风景保护区3处,已开发旅游景点20多处。这里有堪称“石窟之祖”的天梯山石窟,有天下第一碑——西夏碑,有西藏归属中央的象征——百塔寺,有“陇右学宫”之冠——文庙,有海藏寺、大云寺、天堂寺、瑞安堡等文物古迹,近年来开发、保护、维修、建成了雷台、百塔寺、文庙、天梯山石窟、西夏博物馆、天祝三峡、沙漠公园、西郊公园、濒危野生动物中心等旅游风景区和名胜古迹;特别是通过“旅游节”的举办,打响了武威“中国旅游标志之都”、“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见证地”、“中国葡萄酒的故乡”、“世界白牦牛唯一产地”这四张品牌,初步形成以武威城区为中心点,南部森林草原风光游览区、中部文化遗址游览区、北部沙漠景观游览区为主的“一点三区”,为开展访古、游览、考察、探险等多层次旅游活动奠定了基础。     武威市旅游设施不断完善。目前,全市有旅游定点单位33家:国际、国内旅行社8家;宾馆、饭店30多家,床位5000多张,从业人员2000多人,其中涉外宾馆3家;旅游商品生产销售单位6家;景区景点的道路、通讯、供水、食宿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共开发生产了奔马系列、牦牛系列、骆驼系列、民间艺术品系列、地方特色产品5大系列200多种旅游商品,旅游商品市场得到了极大丰富,初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体系。     武威,物华天宝,人文荟萃。西汉大臣金日磾,南朝著名文学家、大诗人阴铿,唐朝名臣段秀实,著名边塞诗人李益,凉州割据时的大凉王李轨,清代知名诗人、书画家张美如,史学家张澍,两江总督牛鉴等均出自武威。著名诗人岑参、元稹、高适、王维、王翰等 文人墨客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或赞颂古凉州商旅往来的繁荣盛况,或描绘武威昔日连年征战的凄惨景象,或反映古域大漠、戈壁的绮丽风光,一些名作佳句成为妇孺皆知的千古绝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威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武威的发展日新月异,成为欧亚大陆桥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武威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建设成就显著。农业基础愈加稳固,粮食产量稳步上升;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初具规模;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商业发达,旅游业兴旺;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科技、卫生事业蒸蒸日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武威人民开始向小康迈进。     2001年10月1日,地级武威市挂牌成立,武威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新的武威市委、市政府确定了“科教兴市,开放活市,工业富市”、“以城市发展为龙头,把武威建成绿色食品、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丝绸之路商贸旅游重镇,功能齐全、辐射带动力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并以城镇化促进产业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思路,主攻以葡萄酒为主的酿造业,以玉米淀粉深加工为主的轻化业,以铜奔马为标志的旅游业三大支柱产业,推动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武威而努力奋斗。“物阜民殷岁有秋,武威古邑大凉州。”出兰州,过黄河,翻越乌鞘岭,穿过古浪峡,两岸山峰相对出,迎君直至黄羊镇。这时的你已经到踏上了凉州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一望无垠的绿洲,排排整齐的白杨,平整的田畴,高矗的楼群都在张开双臂迎接你的到来。      凉州区,原为县级武威市,地处甘肃西部,河西走廊东端,居全国地理位置中心。全区辖48个乡镇,448个行政村,99.2万人。自汉武开疆以来,由汉、蒙、回、满、藏等10多个民族组成的凉州人民,在这片508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团结奋进,创造了凉州光辉灿烂的历史。   凉州概况   凉州,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汉乐府民歌是对这片土地最早的记载。据我国最早的地理志《尚书·禹贡》介绍,距今五千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苍茫的草原,“青山如黛,碧水东流”足见其草木丰茂的秀美景色。那时,以狩猎、游牧为主的凉州先民已告别漫漫的野蛮时代,在逐步的定居中开发和建设起自己的家园。在建立武威郡县的近百年里,凉州境内先后有炎帝的后裔西戎、乌孙、月氏和匈奴迁居。匈奴休屠王在他统治的时期里,建成了凉州历史上最早的城市。      西汉年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中西经济文化大动脉——丝绸之路。从此,凉州便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和商埠。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军,出陇西,击匈奴,征服河西,在这里设立了显示汉武军威的武威郡。三国时,曹丕因武威地处西方气候寒冷而设凉州,治所就在武威,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凉州史,是五凉政权的兴衰史。政权的更新交替,使凉州拥有了“四凉古都”的美誉,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五凉文化”。隋朝大业年间,张掖、凉州仕女盛装欢庆西域27国首领朝谒炀帝的盛会,显示了河西社会的繁荣和交流的逐步扩大。盛唐,凉州进入“七城十万家”的黄金时期;宋朝,凉州是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国的辅郡;元朝,蒙古王国在这里设立了永昌府,元太子阔端与西藏佛教领袖萨班在这里举行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凉州气候,商定了西藏归顺中原的统一大计,明清至民国年代,凉州在历史的变迁中完成了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和民族的大融合。1947年9月16日,凉州人民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曙光,这里建置武威县,1996年,武威县改为武威市,成为全国第62年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市;2001年8月,武威市改为凉州区。      凉州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均海拔1632米,地形分为三部分,西南部为祁连山地,中部为走廊平原,东北部为沙漠。属冷温带干旱区,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温差大,无霜期为150天,宜于粮油作物的生长。全区耕地面积146万亩,绝大部分是水浇地。农作物有小麦、谷子、玉米、高粱、洋芋、大豆等;经济作物主要有胡麻、油菜等,还有西瓜、白兰瓜、苹果、蔬菜、大麻、纤维亚麻、葵花籽、烟叶、发菜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多,品质优,久负盛名,远销省内外,部分产品还销往东南亚和独联体,尤其是无壳瓜籽为世界所仅有,畜牧业以养猪为主,并饲养牛、马、驴、骡、骆驼。以农副土特畜产品为原料的脱水蔬菜、玉米淀粉、皮毛制品、亚麻制品、沙棘饮料等系列产品开发和深加工增值前景看好。      凉州区物产资源丰富,有水源林和天然草场。煤炭、铝土岩(氧化钪)、萤石、花岗岩等产品开发前景极为广阔,农副产品品种多、质量好。黄河蜜瓜、大板瓜籽、无壳瓜籽享誉全国,大麻、大蒜、辣椒、西瓜久负盛名。畜禽产品也十分丰富,出产鹿茸、麝香以及羌活、大黄、甘草、麻黄等多种药材。区内有四条内陆河,均发源于祁连山,年径流量10亿立方米,灌溉着本区绿洲的百万亩良田。区东部和北部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水可以提灌。      迎着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春雨,凉州区为把凉州打造成河西地区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全省较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和全省文化旅游大区而不懈努力着,为此,凉州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百万人民抢抓机遇,与时俱进,牢固树立突出工业、提高农业、搞活第三产业的思想,全力实施内调外引、城镇带动和科教兴区三大战略,狠抓以工业为龙头、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支柱、以非公有制经济为新的增长点、扶贫奔小康五件大事。特别是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更优惠的政策,更灵活的方式,更优质的服务,借助外力扩大开放,把凉州建设成为大西北的投资宝地和重要的开放城市。      凉州,是一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热土。凉州人是淳朴的,也是开放的。凉州人将用智慧、汗水和其特有的进取精神,用自己的灵感和实践来编织美好的明天新凉州展开热情的双臂,竭诚欢迎海内外宾朋、有识之士到凉州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民俗文化——凉州社火凉州社火每当“爆竹一声陈旧岁”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传统的社火活动就伴随着送吸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和农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欢乐气氛。而流行于凉州的社火队,又以其形式独特、队伍庞大、装扮典雅、表演古朴而独树一帜,它明显地保留着这个丝绸之路重镇古典西凉乐舞的遗存痕迹。  社火队领头的是“春官”(俗称春官老爷),这是整个社火队的带头人。他象征着春的来临,代表着“春神”行使职权,因此在社火队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按照民间的传统习俗,正在行进中的春官,文官见了必须落轿,武官见了必须下马。春官老爷必须由当地德高望重为众人所敬仰的知名人物担任。请春官时,由社火会(俗称元宵会)事先发出大红请帖,送到被选定的春官人选家中,经本人接帖表示同意后,即在社火开锣的当天,鼓乐相迎,于是春官老爷就算正式诞生了。  春官老爷装扮原为纱帽官衣,坐四拍大轿;清代则为顶帽补褂,坐七品官轿;民国时期,又改为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改坐轿为乘马。轿前彩旗先导,全副仪仗执事,牌上大书“回避”、“肃静”及“国泰氏安”、“风调雨顺”等字眼。左右前后有道锣、探马、报子、门子或差役,前呼后拥,一切都仿照官员出行的威仪。现在虽然轿、马及仪仗执事等都被精减了,但道锣、探马、报于、门于等侍从左右的人员依然如故,春官“威风”不减当年。这是第一队。  第二队是鼓乐队。该队由大鼓、大锣、大被、饺子、长号、琐呐及管弦乐组成。行进时,4人抬大鼓,1名鼓手司鼓;另4人各执锣、铰、饺子、小锣等,奏鸣时声震霄汉,气氛威严。各队表演时,配合以锣鼓音乐,十分热闹协调。  第三队为天公、天母。由2人分别扮作农夫、农妇的形象,农夫扛锄头、执木锨;农妇一手挽篮,一手执帚。传说这是代表着“耕作之神”,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可以预卜田园稼禾之丰收。表演时,农夫作各种耕耘的舞蹈,农妇作送膳助耕的舞蹈,同时唱秧歌。  第四队为腰鼓、蜡花队。腰鼓队8至16人,头戴英雄巾,身穿镶边紧身衣,灯笼库,腰系腰鼓,双手执鼓根。蜡花女人数与腰鼓队相同,身穿彩色女袄裙,手执小手锣,一手拎彩绸。队前有傻公于和丑婆子领头,表演时,傻公子和丑婆子相对扭舞打诨,鼓子在锣鼓点配合下,作打鼓舞蹈,蜡花女敲锣穿插其间,同时夹唱各种民歌,活泼、有趣而婀娜多姿。  第五队为十八罗汉和八大金刚,俗名和尚队。和尚8至10数人,一色僧衣僧帽,也有戴和尚面具的,俗名大头。脸上面各种罗汉形象,金刚为武土装,扎靠戴盔头,手执降魔杆、钢鞭、画戟等武器。表演时,和尚作十八罗汉各种神态的舞蹈,金刚则作武术表演。  第六队为杖火队的殿后部分——百色。这是由数十人组成的大场队。装扮有72行各种匠艺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物。表演时,在紧锣密鼓声中跑大场,有四门斗敌,八阵图,九穿梭,十面埋伏,八角茴香,蒜辫子,双龙会等很多花样,使观者眼花缭乱,赞叹不已。  最后一个贯串全队.活跃全局的人物,就是所谓的“膏药匠”了。他游方郎中打扮,—手执蝇拂,一手摇串铃,随时随地制止乱挤乱阉的人群,一方面又要指挥各队表演,起着维持秩序和照料演出的作用。在新到一个表演场所,或在各项表演的间隙中,他还即景生惰地现编现唱歌儿。内容大多为贺春节、颂太平、祝贺长寿、恭喜发财等吉庆词语,要求唱得切合实际具体生动,诙谐有趣。长于此道的人,往往妙语连珠,层出不穷,博得观众齐声喝采。  社火队中,膏药匠这个特殊人物的出观,还有他的讲究,据说,膏药是药物中的万应灵药,又名八面风。膏药匠又是古代医生的代称。因此这个人物既有指挥社火全局的职能,又象征着驱瘟散疫、促进健康的良好祝愿——四坝滚鼓子滚鼓子“渔阳鼓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队黑色的古代武士,黑衣、黑裤、黑靴、黑正胫幞头,身背羊皮长鼓,手执枣木鼓锤,在一阵由轻而重,由缓而急,初似流泉,渐如惊雷奔电的隆隆鼓声中击鼓起舞。那沉着而稳健的步伐,那冷峻而刚毅的神情,那力贯千钧、震人心魄的敲击;还有那忽而如雁扑翎般展开,忽而如长蛇般疾冲,忽而旋走太极,忽而列成方阵的进退变化中,使人如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闻刀枪撞击、铁骑奔突,如见浴血奋战、出生入死……  凉州区四坝乡农民表演的滚鼓子,生动而逼真地体现了这样的场景。  滚鼓于是流传在凉州北乡的一种民间鼓乐舞蹈,1955年曾到北京参加全国民间舞蹈调演,获优秀节目奖。从它的化妆到表演,都给人以威武雄壮、粗犷豪放的美感,具有强烈的西部特色。据说这是一种古代军旅出征乐的遗传。当地群众十分喜爱它,每年正月闹社火都要自发地组织起来,走乡串户进行表演,有时还要举行鼓子汇演,叫作“会鼓子”。“会鼓子”场面十分庞大壮观,每队鼓子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几十队甚至上百队鼓子汇在一起,同敲一个鼓点,同走一种步法,游走变化,配合默契,进退开合,谐调统一。——凉州民歌凉州民歌种类繁多,有劳动歌、时政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历史传说歌等。1987年武威市(现为凉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对凉州区境内传唱的民歌,进行了收集编写,整理成册的民歌有100余首,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凉州风情。  打夯号子:  大伙儿加油干呀,夯往高里抬呀;高里高里拾呀,低里低里打呀;再来一家伙呀,我们不偷懒呀。  共产党比爹娘亲:  太阳升上高山顶,再没有黑暗踪影;枯树开花万年红,共产党比咱爹娘亲。  种大烟:  晴天阴天兰格英英天,什么人遗留下种大烟,大烟本是外国的草,谁种下大烟谁倒灶。  大风刮来柳树叶儿落:  大风刮来柳树叶儿落,手拿柳树叶儿望小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柳树有几棵。  大雁飞来柳树叶儿落,小妹在坡上望小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数大雁有几多。  四哥子上工:  正月里来是新春,我们的那个四哥于来上工,清早间上工挑上两担水,后晌里上工就打扫马棚。  二月里来龙抬头,姐儿在高楼上梳油头,梳了前头梳后头,梳了个狮娃儿滚绣球。  三月里来三月三,姐儿在高楼挂金帘,胆大的四哥子模一把,不疼不痒浑身麻。  四月里来四月八,娘娘庙里把香插,别人家烧香为祖宗,奴家烧香为四哥。  五月到了五端阳,小麦不黄大麦黄,长工短工都上地,单给四哥子送饭汤。  六月到了热难挡,姐儿在高楼开凉窗,手把扇子搡风凉,想起四哥于热么凉。  七月到了秋风凉,我给四哥子缝衣裳,白市布汗褂青夹袄,毛蓝布的兜肚绣月牙。  八月到了月儿圆,西瓜月饼谢老天,家家团圆把佳节过,单丢四哥于人一个。  九月到了九重阳,黄菊花开的满园香,我有心掐一朵菊花戴,先问四哥子爱不爱。  十月一到就立冬,我和四哥子早起身,怀抱火炉子打了个冷,烧了四哥子的新汗巾。  十一月里下大雪,四哥子出门去扫雷,红绸被儿热被窝,谁知道四哥子的冷和热。  十二月到一年满,上工的人儿把帐算,来年再添两串钱,问你四哥子来不来   走西口:  哥哥走西口,妹妹发了愁,提起哥哥走西口,妹妹泪长流。哥哥走西口,妹妹送你走,手拉着(哪个)手儿,送出大门口。送出大门口,妹妹不丢手,有两句知心话,哥哥记心头,  送哥哥:  我送大哥黄羊坡,黄羊坡上黄羊多,一只黄羊两只角,今日尕妹送哥哥。  我送大哥十字坡,十字坡前石头多,石头多了弯着走,你到人多处没回头。  我送大哥五里墩,五里墩刮大风,大风刮不倒我二人,你到外边腰干硬。  我送大哥十里墩,十里墩前扎大兵,官送官来民送民,小妹子送的是心上人。  等情郎:  一更鼓儿里等,高照明灯等情人,等到二更天,不见情郎面。  二更鼓儿里等,耳听门外有人声,双手把门开,情郎走进来。  三更鼓儿里等,搬一条凳儿情郎你坐定,装姻又泡菜,情郎想吃些啥?四更鼓儿里等,情哥哥不来妹妹好伤心,你来到我家,心里开了花。  五更鼓儿里等,知心话儿说不尽,明晚早些来,妹妹乐开怀 ——凉州民谣永嘉长安谣:永嘉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  姑臧谣: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高举大融凤凰鸣。嫁就嫁个可心的人:三十三颗养麦,九十九道子棱,要嫁就嫁个可心的人。  武威三宝:武威有三宝:车毂辘大来车辕小,石头垒墙墙不倒,老汉穿的红棉袄。  物产谣:法放的辣子,西山的炭,马儿坝的西瓜,洪祥的蒜,海藏寺的大麻赛扣线。——凉州铁芯子铁芯子:这是流传较广的一种民间文艺活动。凉州的铁芯子是在清朝时期由华北地区来凉州经商的人传入的,主要活动在城市。其特点是设计奇巧惊险,是高层次的活动形式。把十二三岁的男女小孩装扮成某一故事中的人物,分两层或三层固定在铁支架上,铁支架不外露,而是隐藏在戏装下面,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支架根端固定在平台上。有的人物看来悬在空中,实际上有一根与支架连结的铁圈把人物稳定在铁架上,既不会出险情,也不感到难受。建国前的铁芯于是由大商号承办的,雇16个壮汉分两班轮流抬着平台游行;建国后由各行业系统承办,主体内容有了时代感,把平台固定在汽车上缓缓行进历 史 文 化神州唯一金刚洞——亥母洞     随着西夏学研究热的兴起,武威的西夏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受世人注目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武威西夏瑰宝中,除了世人皆知的西夏碑、铜火炮、木缘塔、西夏瓷器外,更有宝贵的西夏石窟遗存。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的亥母洞寺,便是震惊史界的一个重大发现。随着考古成果的“出笼”,这个往日不起眼的洞寺愈来愈引人注目——亥母洞,也称孩母洞,因洞内供奉金刚亥母像而得名。金刚亥母洞是藏传佛教密宗本尊之一的胜乐金刚之妃,主管生育之神,其面目狰狞,全身半裸,肚微拱,状似孕妇,手持佛器,脚踩一小鬼,意为降魔。当地人对金刚亥母像非常信奉,传说凡不能生育者在金刚亥母像前许愿,可得子女。     亥母洞始建于西夏,毁于大地震。现残留三洞,洞内有金刚亥母塑像,喇嘛塔两座和不同造型的小塔数百个。这里是出土大批西夏瑰宝的地方,是国内唯一保存下来的最原始的金刚亥母洞。     1987年5月,新华乡群众在洞寺遗址上施工时,发现了大批西夏瑰宝,其中有西夏文书、鸟形绣花鞋、泥塑、石刻造像、印花绢帛残片、麻毛织品等。其中2件盖有西夏文印章的文书绝无仅有,6只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鸟形鞋在国内尚数首次发现,这对研究西夏社会政治和民俗风情有着重要的意义。尤为珍贵的是一次发现多达22种、34卷、共1.7万多字的西夏文佛经在国内实属罕见,而《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的发现则为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泥活字印刷术的国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亥母洞寺创建于西夏时期,作为党项族兴衰荣辱的见证者有近千年的历史,堪称一天然的西夏博物馆。它记载着这个神秘古老民族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为历史文化名城武威挥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泥活字印刷孤品——维摩诘所说经     我国古代的印刷术被列为世界“四大发明”之一,称之为“文明之母”。早在隋唐,雕版印刷大行于市。传至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历史一直有这样的记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人不但未见过当时活字所印的实物,就连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也从未发现,以致有人对沈括的记载、对毕昇的发现乃至对这项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发明都表示怀疑。更有甚者,近年来一些外国学者还言称活字印刷术是他们的祖先发明的。能击破怀疑和质问的不是争论,而是确凿的证据。因此,只有找到宋元时期活字印刷品的实物,才能有力回击各种对我国活字印刷术发明权的挑战。     是真理的,永远是真理。只是,它需要时间。1987年5月,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群众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中,发掘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经卷,其中有一件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折叠式,长卷,54面,面长28厘米,宽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计6400多字。如果它是一本普通的经卷,那也不见得有多么珍贵的价值。然而,经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组织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这是活字印刷术,印制时间约为公元12世纪前期,只比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晚一百多年。这,就是历史提供的证据。为了证实这本经文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被誉为“当代毕昇”的武威西夏文物专家孙寿岭尽有年之力,在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终于烧制出了西夏文泥活字,使“死亡”的文字“复活”了。孙寿岭,用事实证明了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活字印本,以不可辩驳的证据捍卫了我国印刷术的发明权。     西夏人笃信佛教,在其建国的190年间,用本民族文字翻译印刷了大量的佛经,它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据西夏文献记载,元昊称帝之年(1038),西夏请回鹘高僧白法信等翻译佛经,连皇帝、太后都亲自带头译经。到夏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在这52年时间里,前后有32位高僧共译出326帙、812部、3579卷佛经,基本完成了大藏经的选译工作。夏仁宗时期,无论从所印佛经数量、佛事活动内容的丰富以及作法会的规模之大,皆堪称鼎盛。仅在一次大法会上施西夏文、汉文佛经共达20万卷,非活字印刷,完成这样浩大的任务是很难的。     《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本,它不仅具有一般活字的特点,而且还有它自身独具的特点。从雕版技巧来看,刻工致拙,大小悬殊,字形多样,这说明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一块雕版。从经面来看,印墨有轻有重,背透深浅不一,墨色浓淡不匀;从字体看,有的肥大,字面略高,印墨厚重,并有晕染现象,呈黑白斑驳状;有的略小,低于平面,背透轻淡。从整体来看,首页还算可以,其它各页印墨则深重轻淡不一,标题用字混乱,错排多见;字模放置不平不端,印字半轻半重且歪斜;行距极不规则,有宽有窄;页面行格竖不成行,横不成线,且行格歪斜;行字间空格大小也不一样,有的大于一个字,有的则小于一个字。这些现象在雕版中是不会出现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维摩诘所说经》是活字版本。     虽然西夏发行了大量的活字印刷佛经及其它文献,可保存下来的甚少,尤其是泥活字版本更少见到。武威发现的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对于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佛教、印刷术,特别是为研究我国原始活字印刷术——泥活字版本学增加了新的内容,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维摩诘所说经》,泥活字印刷的孤品,它的价值不可估量。 凉州第一币——凉造新泉     在中国钱币学中,很少有人知道凉州钱币;在众多的钱币收藏家手中,也很少见到凉州钱币。这不是无知的过错,它恰恰是对珍奇的最好诠释。     听过“凉造新泉”么?人们称之为“中国古代铁币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它发现于凉州,钱上铸有“凉造”二字。史学界确证,它就是古代凉州铸造的铁币,它是近代钱币界所瞩目而罕见的钱币之一。因传世者较少,收藏家视之为珍品,“往往视如拱璧,秘不示人”。辗转藏之,“珍品”变“孤品”,芸芸众生知之者所以日渐稀少。     见过“凉造新泉”么?钱形薄小,径约1.8~2.2厘米,重约1.4~2克,内外郭。篆文直读,文字瘦小端正,疏密匀称。史料记载,清朝嘉庆十年(1805),武威知县刘清园在凉州发现了三枚“凉造新泉”。专家估计,解放前流藏于国内外收藏家手中的约有30枚,解放后又有几次出土发现,但为数不多。专著有录,《吉金所见录》、《古泉汇考》、《春草堂钱式图》、《沐园泉拓》、《东亚钱志》、《古钱大辞典》等钱币学专著均提及到这一古币明珠。     “凉造新泉”考古路漫漫,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尤其是铸造年代。比较可信的是,专家们从伴随凉造新泉同时出土的其它货币分析,凉造新泉铸造年代最早的应是秦汉半两,最晚的当是后赵石勒所铸的“丰货”钱。但更多的考证,谓其乃前凉张氏所铸。凉造新泉,使我们惊喜,它不单是研究当时凉州货币流通状况及中国货币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更使我们在一定角度上看到了古代凉州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和这种独立所显示出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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